实在不知道如何开笔。关于死亡，以及平视死亡的《渡到对岸》。死亡无疑是悲哀的，从生到死的勘破和经历更是残酷而生硬的，如果说死亡仅仅是人的羽化的话。在没有临死亡之界的时候，也许一切都是模糊的，终于渡到死亡之河的边沿，那同样的一切，便清楚了。通读《渡到对岸》“死亡之沿”的清楚和凄厉以及宁静扑面而来，平视死亡的勇气和现场感令人很难受，遭到击打一样。因为，死，已经像一张蛛网网住一个人，而这张网也许是命定，也许是偶然。
青藏高原诗人昌耀离世已经有几年了。在这里看到昌耀的朋友，托付了他后事的朋友燎原写的《最后的昌耀》。他的写法是现实主义的真，事件和细节的真，尤其是感情也是真的。昌耀的命运触动了他，他遵守着严格的现实主义写法，克制冷静，事无巨细，将昌耀最后的岁月，感情的磨砺，物质的窘困，朋友的帮助，政府的关照，一一道来，这“敷粉”似的叙述只是为了拱向那个最终的高潮：昌耀从容奔向了太阳，是的，从容赴死。一个真正诗人的高贵的灵魂。“当昌耀用尽自己积蓄的最后一丝力气，艰难地移动到阳台上时，鲜红的太阳已完全跃出云层，在略显寒冷的大气中，干净、鲜嫩，并以迷人的温馨向昌耀发出召唤：来，朝前走。是的，早在1987年，他就听到了这声召唤：‘太阳说：来，朝前走。’昌耀随之张开双臂，纵身朝前一跃……那是一种足以维护体面和尊严的状态：昌耀的皮肉上并无多少擦伤，更是不见一滴血迹——血液都淤积在了内脏。但他并没有立时气绝身亡。随之，便是紧急施救。但这一次，昌耀坚定地要为自己的生命作主，他甚至连呻吟的声音也不曾发出，却用强烈的肢体语言拒绝抢救。
2000年3月23日9点45分，昌耀心随所愿地停止了呼吸。”回顾诗人贫困焦灼的一生，他说：“我总是有一种灾难感。事实上灾难也伴随了我的一生。我几乎时刻都在感受着灾难就要来临的巨大压力。”“也许这一次需要我自己解决才能跨越灾难，不然，就会没完没了地一直遭受癌的折磨，直到死，连死都将死得毫无尊严。”“最后，我会忍受不了这种折磨，我会跳楼……完结一切。”在生死之界，惧怕是人的天性。“未知生”，不谈死，早已成了人们的习惯和民族潜意识，也许，生死之河，只有一步之遥，跨过去，也就闭上眼的功夫。在这个时候，病痛折磨和心理创伤都是模糊的。可是，诗人不同，昌耀不同。还有什么比被命运推着遭遇一辈子苦痛，受到一辈子捉弄，到临死，都没有自主自决的权力而更令人悲怆的呢？还有什么比在峰回路转的时候，遇到身体的绝症更悲怆呢？还有什么……但是，既然已经如此悲怆，那么，用人的尊严来谛视死亡，是生命本能的自卫和别无选择的选择罢。但是，平视死亡，又谈何容易，在生死之界，惧怕是人的天性，求生是人的本能。没有大无畏的精神，没有坚强的意志，没有勘破的智慧，平视死亡也许仅仅是惧怕死亡。我无法想象，这个如此戕害了一颗诗心的世界，是如何能够安然对待这个无奈而悲怆的结局。并不是所有的“自杀”都震撼世界。但是，昌耀的生与死，尤其是他的死，让我哽咽而清醒了。这个清醒就是，平视了死，才能更珍重生。生，不应该是模糊的，随众的，苟且的。生的每个时刻都是有刻度的，都是昂贵的。各人有各人的体验，可意会而已。将任何一种价值观分成优劣注入各人的人生都是愚蠢而徒劳的。
《渡到对岸》在头题的死亡命题中，给人意犹未尽的沉思。编者是会心的，接下来的《太阳人远去万里之遥》是宋长玥谒昌耀墓的情形，他透露了昌耀自杀被遮掩，一律按照“因病逝世”的说法公布的内情。诗人曾经吟诵道：“一弹指顷六十五刹那无一失真。青山已老只看如何描述。”他还说：“逆大河而行，退至时间，退至熙和御日歇马夜宿的那片草场，溯源物华天宝，自忖已潜入抵人神未分的那枚胡核桃，然后沿河而下。”无论后人如何描述，他在诗中安顿了自己。
也许是“诗人中的诗人”昌耀的死，太震撼人心了，所以，再看其他篇目中涉及的死，便有些清淡了。《渡到对岸》是在西藏高原生命反应濒临死亡的西西的亲身经历。她在身体极度虚弱，随时倒下的时候，感到了死亡的宁静。是的，生在那刻，撕裂般，她愿意在朝圣的过程中“羽化”。有意味的是，当再次看到阳光丽日，生的本能苏醒，她活过来。我不愿对一个“走的时候，有轻微的感冒”还要执拗甚而“决绝”的上路的游者表达不敬，但是，我觉得为了所谓“行走是内心至为迫促的需要”而不顾医学常识，来冒险，简直是有些对生的轻视，对死的“尊崇”了。为了死而死，为了一些神秘的感应而死，这虽然是一个哲学命题，但是，也已经偏离了人性的本能和朝圣的本义了。没有实实在在活过，人云亦云。这样的赴死，不是勇敢，是糊涂。虽然，平视了，接近了死亡，但这是对生命根本上的蔑视。所以，当看到丽日晴空，她“活”过来了——这个过程简直就有些矫情了。
《远征军：飘在边关上空的魂》所描绘的是1941年底中国远征军走出国门，到印度缅甸，抗击日寇，最终死的死去，活的留下来，继续悲苦而平淡的人生。作者盛雪松受凤凰卫视中文台之邀，参加拍摄《中国远征军》。这是个意味深长的报道点，作者一路访问，见证了许多历史遗迹，烈士墓园，幸存者的生活，以及相对的，日本兵的墓地和活动等。这种为国捐躯者的死，是当得起“重于泰山”“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但死者并不安生。“腾冲最著名的国殇墓园，……60年代末被毁，80年代后期按原貌重新修复。据曾担任文管所所长的李正先生介绍，当年只有一块墓碑被一棵长在它前面的树和杂草挡住了人们的视线因而得以幸免，后来的重建是按照这块碑来做的。”其间荒谬不论也罢。历史可以逃脱惩罚，造成这些荒谬局面的人，却永远无法获得救赎。幸存的人，往往都是八九十岁的高龄了，经历过生死考验，他们贫困而知足的状态令人恍若隔世。我无法想象，他们壮年的生命在异国为保卫自己的祖国，也为有口饭吃，是如何高贵而贫贱着。更多的人，是死去了。在战争结束这么多年后，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带给中国人民乃至日本人民的伤痛，还远远没有结束……战争造就的死亡，对每一个活生生的生命都是极大的掳掠和不公，人彻底否定他自身。无论时间如何清洗，都无法遮掩人类中某些丑陋凶残的本性，包括战争，也包括战争之后，许多人的“健忘”。
《良友》丛书从一开始面世，就本着“非虚构”的宗旨，面对真相，描述甚或评论真相。虽然稿子的形式是散漫的，但是关注的基点是一致的，它能从一些陈年芝麻，旧年谷子中采出精神的金矿。《渡到对岸》延续了《良友》丛书第一辑《记忆的首日封》的主题，触及了人类生命和文学以及哲学的终极话题——死亡。我摘的这三篇，有诗人的死，有游者的“死而复生”，有军人的死，在死的边沿上，人类充满勇气，为了保持人的尊严可以舍弃生命。虽然，我不能道出其中之万一，但是，我感到了这宝贵的死之光芒，使我更有勇气面对“生”。
（《渡到对岸》由文汇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