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启雯 原载《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08-22
从时间概念的角度来说，所有过去的都可以叫旧。但真正的旧，无疑是埋藏在个人历史深处的东西。怀旧就意味着走进历史深处，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内在的联系，寻找丰富的意义。从《记忆的首日封》、《渡到对岸》、《何时能报答》、《以生命的名义》，再到《行走的梦想》，都是个人记忆与个人怀旧的寻找和生动写照。此时，当我们在这些文字里寻找哪怕很近、很短的瞬间，都有可能被我们冠以“过去”的称谓。当然，这些岁月和记忆所饱含的意味又怎能不让我们感慨万千呢？
近年来，海外华人学者的著作颇让国内读书界耳目一新，诸如黄仁宇、许倬云、唐德刚、何炳棣等人，学养浩然，功力深厚，兼得中西文化的视野，又无意识形态的藩篱，笔下大气恢宏气象万千，读之令人心动。李南央的《丹麦老人格珍》和沈睿的《多丽丝·莱辛的中国行》这两篇文章亦属此列。这两位海外女学者的文字古雅从容，识见独到。前者所写的是一位当年曾在上海生活多年的丹麦老人既动荡又普通的一生。在这动荡和普通中却见证了老上海的真实故事，尽管往事已遥远，但在老人的眼里，上海的故事仍然让她动心——因为“诚实”与“忠厚”的感召力和震撼力是没有国界的。作为2007年度诺贝尔奖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当年的“中国之行”值得重温。而作为她当年来中国时曾有缘给她当过“导游”的沈睿，今天的回忆更显得亲切：“1993年5月初，莱辛和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及传记作家麦克·霍洛伊德来中国访问。我那天陪她们逛北京。她问我：你觉得你们有自由吗？”一句问话，显示出了高龄莱辛的敏锐思辨和思想犀利。
从海子、顾城到戈麦，以及去年去世的余地，诗人的自杀成了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独特现象”。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折射的是诗人及诗歌在当下的边缘化处境，以及诗人对于这个变幻时代的关系。张翔武的《一把不肯生锈的刀子穿过天空》和刘春的《“突然死去的人是残忍的”》正是对诗人余地自杀事件进行剖析和揭秘。作为余地的挚友，张翔武以朴素的笔调真实地再现了余地自杀前后的情景，在他平静的叙述里，能感受到诗人无力的挣扎。作为诗人的刘春，当他解读同样作为诗人的余地何以自杀的缘由时，其心情是复杂的，太多的关于诗人的故事已经伤害了作为诗人的形象，而余地的自杀又给“诗人都是疯子”做了新的注释。虽然自杀也可以看做是诗人对自己与外部世界的一种态度，但是，任何一个生命的自我择灭都是一个巨大的人性悲剧——当我们看到四川汶川大地震中顽强求生的人们时，这种感觉就更为强烈。
历史的真相存在于后人对往事的解读中，也存在于自己的记忆中，譬如黄妍的《1994年的克拉玛依之雪》、陈力丹的《北大工农兵学员流水账》、郭建的《课堂在上海以东》、兰泊宁的《行走的梦想》……这些作者的个人记录和个人视野都带着一种强烈的现实感来到人间，他们的“在场感”，他们的广阔时代背景之下的生命之痛，使他们的“怀旧”充满非常的钙质和血色。
如果说，一些名人的个人回忆录以其优雅精美可以让我们赞叹“绣花技艺堪称精良”的话，那么这些普通作者的文字则以他们率直大胆尖锐的泼墨方式改变了我们的呼吸、加快了我们的心跳。同时还可以断定，这些“个人历史”、个人记忆和个人怀旧还活着，像我们一样有温度地活着，带着汗水、泪水的咸味，带着生命的种种呼吸和体征，刻骨铭心地活着，充满质感地活着。
